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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着要真诚待人,就在这个瞬间,真诚离我们而去


2020-07-10


我们想着要真诚待人,就在这个瞬间,真诚离我们而去

在我们对理论逻辑的讨论中,我论证过,对于某些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的心灵基本上是在自我对抗,而逻辑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逻辑只是把问题形式化而已。当我们靠知性阐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失去很多来自非知性功能、有潜在帮助的资讯:也就是来自我们的身体、想像力与情绪的资讯。

不过这些就只是故事而已。这些故事诉诸于我们的想像与我们的情绪,但也许我们作为死硬派理性主义者的工作,就是要忽略它们,就好像我们也忽略广告的诉求。广告告诉我们很迷人的故事:有人用了正确的除臭剂,就被美豔绝伦的女人们扑倒,不过曾经受过《疯狂》(Mad)讽刺杂誌薰陶的人,就知道要怎幺抵抗这些广告。而要是实用理性是我们可以重重把脚踩上去的可靠道路,这会是个好主意。然而,就像理论理性有它的悖论,会害你掉进困惑漩涡的活门,实用理性也有。

其中一个像这样的悖论叫纽康悖论(Newcomb’s paradox),是我的布鲁克林区同乡,罗伯.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一九六〇年代炒热的,内容如下。在纽康悖论中,一位有钱的怪咖精神病学家,咱们就叫他金钱医生吧,邀请你参与一个有很大赚钱潜力的心理学实验,在他的心理学实验室/城堡里举办。第一天,金钱医生要你做非常精确的心理学测试,填问卷、脑部扫描等等。第二天,他带着你到一个房间门边,房间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密封盒子。在你进入房间之前,你必须宣布你的选择:你不是打开一个盒子,就是两个都开。金钱医生在第一天晚上就决定好这组盒子里的内容了。不管你说什幺,都不会改变已经在盒子里的东西。你可以留下你打开的盒子里的任何东西。

从表面上看,你的行动似乎很简单——选择打开两个盒子,然后拿走两个盒子里面的奖金。不过有个困难让这个安排成了悖论。

金钱医生在第一天,也就是昨天在你身上进行的测试,测的是受试者第二天会开一个盒子还是两个盒子,而这些测试是百分之百準确的。金钱医生基于他对你的认识,会这样做:如果他判断你是会打开两个盒子的那种人,他就会在每个盒子里各放一张平整的十块钱钞票。如果他判断你是会选择只随机打开一个盒子的那种人,他就会在一个盒子里面放一兆元现金,另一个盒子里什幺都不会放。

现在你怎幺办?彩券交易的价值,是以报酬的大小与取得报酬的可能性来决定。所以有二分之一机会赢得十元有什幺价值?五元。有十分之一机会赢得一百元彩券的价值呢?对,十元。而有二分之一机会赢得一兆元,价值正是五千亿元,足够让爱尔兰全国喝两百五十年啤酒!那远比你打开两个盒子肯定会得到的二十块钱多上太多了。这笔钱已经在那里了,从昨天就放在那边,你今天做的任何事都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接下来的这个推论路线似乎是有效的:

(a)宣布你选择只开一个盒子。如果你宣布了这个选择,事实是你就是那种只会开一个盒子的人。你知道金钱医生对于你是哪种人有精确观念,所以他知道你昨天是哪种人,所以选择打开一个盒子,你就有一笔价值五千亿的交易。

(b)宣布你选择开两个盒子,因为在这两个盒子里的不管是什幺,都已经在里面了,你现在做什幺都改变不了过去。既然钱已经在那里了,你应该採取比较好的行动,两个盒子里总是会有比一个盒子里更多的钱。

这个悖论似乎是来自于有两种同样有效的方式,可以看待你的选择——把你的选择看成是自由的,那幺就指向选择 b,如果视之为精神病学家已经预知的,这就指向选择 a。

心灵似乎在看待这个选择的两种方式之间来回弹跳。

我们检视逻辑的时候,碰上悖论造成的问题,心灵在看待一个处境的两种不相容方式之间来回穿梭。纽康悖论则让我们夹在看待一个决定的两种方式之间。

我们可以照着同样的路线产生其他的悖论:

如果你知道你减肥时总是只减掉你想的一半重量,而假定你想减十磅的话,你应该想要减几磅?在这个悖论里,心灵在下面的选择之间来回穿梭:

(a)二十磅。你知道你总是只成功达到目标值的一半,所以你应该想减你想要的两倍数量。
(b)十磅,因为那是你想减的重量啊!

有个相关议题是自我挫败与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会付一堆钱给励志教练,让教练告诉他们:「你做得到的!」为什幺?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你认为你做得到,你就比较有机会做得到。咱们就说你正好设法要存钱,好让你负担得起跟一位励志演讲家共度一星期。下面哪一项正确?

(a)你应该相信你可以存到这笔钱,因为这样你就会成功存到这笔钱,而且你将能够去找那个励志演讲家。
(b)你应该相信你存不到这笔钱,因为如果你相信你存得到这笔钱,你就不会去找那个励志演讲家了,因为你会认为你不需要。
或者是
(c)你应该相信你可以存到这笔钱,因为如果这样奏效了,你将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去找那个励志演讲家了。你可以激励你自己。

这很难说!那表示实用理性是个烂点子吗?呃,也许吧,虽然这些状况是很不寻常啦。有可能是这样,整体来说,我们可以坚守理性选择,当成我们过活的一种方式,然后就避开棘手问题。

呃,好。所以我们想要避开的某些棘手问题是?

一个是礼物。当我们在谈论〈东方三博士的礼物〉时,我们注意到一份礼物不只是把某种经济资产从某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行为——那样就只是付款。这个问题之所以棘手的原因是:现在我们该怎幺看待这个想法呢?如果我们计画送出一个对方不想要的礼物,那这就是个烂礼物。这个想法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去购物时暗自想着,「我买什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正确的想法」,此刻就因为这个事实,我们的想法就不再正确了!只有在我们放弃尝试要当洗心革面的施顾己、〈东方三博士的礼物〉里的夫妇或者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像他们一样。当我们设法要理性思考送礼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涉入了另外一种震荡、弹跳的心灵状态——我们想着我们不该想这个,而我们也不应该想那个。

这实在太烦人了,烦到我可能想请你原谅我拿这种事来烦你!说到这个,在运用实用理性时,宽恕也是个棘手玩意。如果我弄断你的脚趾,然后要求宽恕,你也宽恕了,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如果我暗自想道:「我要弄断你的脚趾,因为事后只要请你原谅我就好,而且我会得到原谅。」然后我就放手做了,这整件事情就越线了,你会觉得被操纵了,而不想原谅我。不过要是我知道你是个非常容易宽恕的人,宽恕永远都是个选项呢?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强迫我自己忘记这个事实,这样我才不会佔你便宜!要不然,如果我被逼到墙角,而且唯一的出路就是弄断脚趾,这时候我永远都会选择弄断你的脚趾,而不是你哥哥(他有仇必报)的脚趾,这样根本不公平!

如果我对于宽恕的潜在可能想太多,我就失去这件事情(身为有能力互相宽恕的人类之一)美好的一面了。如果我藉着思考谁会宽恕我跟谁不会这幺做,来设法让自己得到最大效益,我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

这个悖论出现在敌手和解的时候。对我来说,放下我的枪会是很好的事情,不管是字面意义上的枪,还是直接针对我自己同胞的口号宣传之枪。如果我真诚回应来自我敌手的善意姿态,那幺我可能就会解除自己的武装。不过如果我认为你的善意姿态,是算计好要让我放下枪,好让你可以开始射我,那我就不会放下枪——就算我们两个都渴望和平。

所以送礼物是很难理解的。宽恕是很难理解的。某种对人生的开放性也是。我在好莱坞工作,而以下情节在此以某种固定频率出现:一个心胸开放、易受伤害、诚恳而有创意的人,喜欢唱歌、说笑话或讲故事,所以决定以此维生,就搬到洛杉矶,而在这里他或她被别人欺骗,然后被接下来遇到的五十个人剥削。在这时候,这个人开始变得有戒心,而如果你很有戒心,就很难让自己有创意、并且跟其他人形成伙伴关係,因为一开始让你成为艺术家的东西,就是让自己保持开放与脆弱的意愿。这就是为什幺人类应该跟他们高中时代的朋友或者我一起工作,因为我人很好。但没有这幺做的话,你就是处于一种困境:你想要保持天真,这样才能没有戒心又有创意,但你没有办法靠着决定如此来达成目标,因为那样就一点都不天真了。

另一个想了以后很难不摇摆不定的棘手之事,就是情绪。多的是理由说明为何我可能想要感觉并表达真诚的情绪。这样能帮助我拥有人际关係。这样感觉很好。这样对我的健康很好。不过我无法靠着算计来得到真诚的情绪,因为从定义上来说,真诚的激情是未经算计的,也不是装出来的。如果我在一本健康杂誌里读到说,一天有三次自发的捧腹大笑很好,然后就坐下来设法大笑,这样不会奏效,因为我太认真了。我们无法靠着计画来让自己大笑。纯粹算计的人生会是死气沉沉的人生,没有笑声的乐趣;顺便一提,或许也没有泪水的释放。

一个有趣的理论主张,愤怒演化出来的一个理由是,这让我们脱离接下来的理性选择两难。假设我被某个比我更强大的人霸凌了。咱们就毫无理由地把他命名为吉米.托斯坎诺吧。如果我们两个都很理性,我们也都知道这点,吉米.托斯坎诺没有理由怕我。吉米.托斯坎诺知道的是,我知道他比我强,所以如果要打架,我很有可能被打爆,所以身为理性之人,我不会开战。如果一个像吉米.托斯坎诺这样的恶霸知道我永远不会开打,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我永远没机会吃到我的午餐。然而如果我够愤怒,我就会停止思考,就这样攻击他,去他的后果。所以如果他知道我能够发怒,比起要对付一个超级理性的小宅男,他必须多控制一下他的霸凌行为。然而这招要奏效,这种愤怒就必须是真的。如果吉米.托斯坎诺知道的是,我知道生气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会让他比较认真看待我(他之所以知道,或许是因为他看到我在读一篇文章,内容是愤怒的演化生物学,而且还有别人解释给他听那是啥意思),那幺他就会抓住我跟我那本讲愤怒的书,然后把我们两个一起塞进垃圾桶。我会一直都是好欺负的宅宅,但这个宅宅有个愤怒理论就是了。我需要真的发怒,而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好主意而发怒。

另一个跟激情密切相关的观念是承诺,因为激情带着我们脱离自己,并且导致我们跟另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产生带有承诺的关係。被情绪龙捲风捲走,感觉也很讚。但我想得到激情与承诺的话,不能靠着决定我要来点激情与承诺,就把这两样东西当成希尔顿饭店吃到饱自助餐的培根与蛋一样,放到我餐盘里,因为接受我承诺的人理所当然会担忧,我为了某个理由而给予的东西,会在理由改变时收回。理由与思维比承诺更容易改变,而且容易得多。就算承诺是我可以用想的说服自己进入的东西,这也不该是我用想的说服自己去做的事情,这样就不是承诺了,而是个假货。这是最糟的!这就像是写了一封不诚恳的情书。

很快这就回到我们先前的讨论,对生命与创意的开放性。创意是对我自己的热情承诺,或者也可能是对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经历过的经验之流的热情承诺。只要我们坚持複製某种过去曾经奏效的东西,我们就不是在发挥创意了:我们是在剽窃过去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算计过某件事情可能会是创意上很好的一步,我们的创造性生产可以用上多一点点这个或者少一点点那个,那幺根据定义,我们就不再是有创意的了。我不想只是在我身为作家的工作上有创意,我也想在我的生活中也很新鲜、有创意又有自发性。但如果我暗自想道:「现在咱们来自发一下吧,」那幺根据定义,我就不再有自发性了。


另一个让心灵在不同立场之间来回弹跳的观念是信仰。咱们就说我想相信上帝(或者相信未来合乎正义的社会或者相信我的同胞性本善),因为我厌倦了为无意义的宇宙(或者不正义社会或者人性有多烂)而沮丧。我甚至相信,如果我有信仰,我就能移山倒海、创造奇蹟——因为我不会一直怀疑我的行为。如果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这样,而不是因为祂存在,那我就不是信祂了。我必须相信,我信祂的理由是因为祂存在。

在人生中,我们有时靠着替过去有的东西增加一点点来成长。我们的木工技术好到可以做出一个书架,接着又好到可以做张椅子。然而有时候,我们成长是靠着做出极端的转变。我们很擅长木工,然后又领悟到我们的全部木工技术只是很空洞的胜利,我们就冲到衣索比亚去服务穷人了。

我们在孩提时代把我们的人生都想好了,然后砰!青春期来啦,彻底颠覆了对我们来说要以什幺为重。我们把我们夫妇的人生都想好了,然后砰!我们有了个孩子,一切都炸掉了。以一个文化来说,我们用牛顿物理学来工作,做得好好的,然后轰!爱因斯坦来了,就像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常被印在 T 恤上的那句名言,「推翻主流典範」。我困在我小小的公寓里排列我的娃娃,然后你来了,就让我自由了。

治疗、教育还有典範转移,并没有答应直接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它们承诺的是要改变我们想要什幺,然后重新排列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可能会替这些事做计画,但计画中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对自己施展先上钩后调包的诈术,承诺自己要逐渐改变,却给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到革命之后,我们变成的那个新人才能回顾,才能理解这是怎幺回事。

注释

[1]圣经里这样写。

[2]译注:也许是巧合吧,但《宅男行不行》第二季、第三季的製作顾问兼编剧刚好也叫这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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